“外婆”改成“姥姥”? 该怎么对待课文中“方言”

问题描述:

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,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。学习普通话,课本中的方言不仅无害,而且有益。

最近看到有网友爆料说是上海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(试用本)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书(沪教版)第24课《打碗碗花》 (李天芳著散文)将原文的外婆全部改成了姥姥。n第三张图为上海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,“外婆”“外公”属于方言。n

有媒体报道称,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《打碗碗花》,原文中的“外婆”全部被改成了“姥姥”。有网友晒出女儿7年前的课本,那时候还是“外婆”,并未做改动。

问题回答:

很多人不解,教材中为什么要把“外婆”改成“姥姥”呢?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。上海教委认为,“姥姥”是普通话语词汇,而“外婆”属于方言。

回答:在我的印象中,姥姥(我老家称为姥娘)是口语,而“外婆”的书面语色彩更浓一些。如果要用方言和普通话这一对概念来看,更多的地方方言是“姥姥”,也有一些地方的方言说“外婆”。

上海语文课本的这一改动,貌似微不足道,却涉及好几个重要的语言问题。

中国的普通话,是以河北开滦等地的方言为基础发展而成的,和北京话有点出入,但是也接近北京话。据说上世纪50年代曾有一个投票,决定到底才用哪一个地方的方言为主来发展普通话,结果四川话排名第二位,差一点全国人要学说四川话呢。

“姥姥”是普通话,“外婆”是方言?

很多人开玩笑,说,“狼外婆”以后要变成“狼姥姥”,这是一个玩笑,但是确实也表达了某种担忧。对上海人来讲,他们已经习惯称之为“外婆”,这是一个相对正式的说法,也是更“都市化”的说法,如今却要改成“姥姥”这种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,妈妈们怎么能不担忧呢。

查询《北京方言词典》(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),在“姥姥”的词条下面,有这样几种解释:一是儿童称老年妇女,如刘姥姥;二是反驳词,相当于“哼”“胡说”;三是用于坚决反对,有“任何人”的意思,如“姥姥来了我也不给”;四是指外婆。

上海的语文书要才用普通话,这一点我完全支持,但是,一篇《打碗碗花》这样的散文,里面的“外婆”却没有必要改为“姥姥”。很有可能,作出这个决定的某个官员,自己是喊“姥姥”的,但是这种称呼仍然要尊重当地人的习惯,不然的话,就要加一条注释,“姥姥,意指外婆”。如果这种称呼在文章中用于对话,就更应该使用上海孩子普遍接受的“外婆”,不然的话会给孩子造成一种虚假的感觉。

之所以引述这段,只想说明两点:其一,外婆并不是方言,而是普通话,解释“姥姥”的时候就用到了“外婆”。因为在词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释方言的,除非方言已经成为了通用语。

很多人为这个改动刷屏,说明了一种普遍的焦虑:我们生活中那些有地方特色的东西,那些能表达情感的东西,正在逐渐消失,而代之以全国都一样的称呼,这种状况并不有利于文化的繁荣。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,应该是在普及普通话的同时,尊重方言的多样性。

其二,姥姥本来也是方言,或者说,既是方言,也是普通话。如果说因为“外婆”是方言而不能进教材,那么,“姥姥”也恐有方言之嫌。

回答:我还是来考据一下“姥姥”与“外婆”到底哪个才是方言吧。

而且,如果从语义上分析,“外婆”可能比“姥姥”更能清晰地表达当事人的身份。因为中国人的称呼不仅仅是称呼,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,用称呼来标示关系的远近亲疏。比如,内亲和外戚是不同的,内是同姓,外是不同姓,内是父族,外是母族。“外婆”的“外”,就是准确地表明了身份。

1、关于姥姥:

方言和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关系?

明朝人沈榜《宛署杂记》收录有北京宛平县的方言俚语,其中提到“姥姥”:“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,母之母曰姥姥。”沈榜特别注明这是“方言”,并说“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”。换言之,称外祖母为“姥姥”,只是北方个别地方的里巷间的俚语,不登大雅之堂,且使用范围也有限。

事实上,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,互相排斥。从历史上看,汉语言一直是双轨的,一面是民族共同语,一面是方言。二者并行不悖。

在明清小说中也找到大量“姥姥”,比如《红楼梦》里有一个“刘姥姥”,但这里的“姥姥”,显然只是泛指老年女性,而非特指外祖母。

《论语》记载,孔子当时和弟子们讲《诗》《书》用的就是雅言,执行重要典礼、仪式的时候,也要用共同语——雅言。回到家中,则讲当地方言。

2、关于外婆:

也就是说,共同语在公共场合使用,方言在家人之间,或者村里乡人的相聚场合使用,这就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双轨并行的语言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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